这是一栋再普通不过的3层小楼。几乎每一个进入这里的人，都曾怀揣一个伟大的梦想。可是在这里转一圈后，很多人的梦想就破碎了。
8月中旬的一天，来这里的几个人，抽着几块钱一包的香烟，或靠在沙发上，或直立身子挥舞手臂，描述着动辄千万元的项目，论证着“自动赚钱机制”的奥妙。
当别墅里的志愿者介入后，有人抱着家人痛哭，有人低下头苦笑，还有人呆呆地站在原地，像丢了魂。他们终于明白，他们是传销者，怀揣的梦想，不过是一场骗局。
这栋3层小楼，是一个反传销组织的所在地，在北京西南四环外的一个小区里。从去年开始，几乎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10点，争吵声、叹息声、哭泣声，就会在这栋小楼里回荡。
“我们就是要帮助来这里求助的传销者完成救赎。”该组织的发起人李旭严肃地说。据他介绍，该协会每年约救助2000名受害者。
在李旭团队绘制的“中国传销地图”上，越来越密集的红点汇成一片，淹没了大半个中国
刘卫军笔直地站在门外，尽管刚从空调房间走出来，他的额头还是挂满汗珠。
“太紧张，在里面受不了。”他捂着胸口说。房间里，女儿正在接受反传销志愿者的辅导，有心脏病的刘卫军听不下去。
来北京求助是刘卫军能够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他曾在部队立过二等功，也曾在生意场上叱咤过，“从没怕过什么”。但提起卷进传销的妻子和女儿，这个身高1.85米的东北汉子忽然抽泣起来。
“传销太害人了。”刘卫军攥紧拳头，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。他不敢相信，平时谨小慎微的妻子才离开家十几天，就整天嚷着要“3年内成为千万富翁”。
为阻止妻女继续疯狂，刘卫军曾拿着刀架在岳父脖子上，威胁电话那头的妻子：“再不回家就杀人。”
愤怒的刘卫军并不知道，刚进入传销组织的新人往往都不愿回家：在传销团队，有人帮铺床、有人帮盛饭、有人给洗脚，甚至连握手时都会低下头表示尊敬。
“这些做法会不断强化新人对团队的归属感、认同感，让新人感受到团队的温暖，然后确信自己本来就是团队的一员。”反传销志愿者赵学兵也得到过同样的待遇，尽管明知是个骗局，他仍会偶尔“怀念”那种被尊重的感觉。
这次来北京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。妻女回家后，刘卫军假装自己跟她们一起去做“资本运作”，并邀请她们到北京见一个愿意入伙的生意伙伴，母女二人这样才同意出门。否则“与传销无关的，她们哪儿都不会去”。
“资本运作”实际是传销组织的分钱游戏。每个新加入的成员都要缴纳固定的“认购金”，然后通过“拉人头”发展下线吃回扣，随着人头数量的增加，回扣也会呈“几何倍增”。
正是传销组织构筑的一个个发财梦想，吸引了数以千万计的人加入进来。据媒体统计，2012年时全国大小传销组织已经超过3000个，参传人员超过1200万人次，分布在20多个省级区域。
李旭团队的人，曾见过更极端的疯狂：有丈夫不顾女儿跪下来死命的哀求，当场签下放弃一切家庭财产，与妻女断绝一切关系的协议；有人跳楼、有人撞墙，歇斯底里地要挟家人放他们回去搞传销，继续他们的发财“梦想”。
这些疯狂的人中，有把皮鞋擦得锃亮的商人，有衣着时尚的大学生，也有鞋子上沾满泥灰的农民。
志愿者赵学兵想起几天前的一幕，仍会觉得恐怖。他在廊坊传销窝点蹲守救人时，赶上传销人员去“上大课”。“你无法想象那种场景，大大小小的马路上挤满了人。”赵学兵挑起眉毛说，他稍作停顿想了想，“就像北京地铁的早高峰。”
一名在合肥做“资本运作”的受害者曾自豪地描述自己的团队：“市政府广场上来往的同行一拨接一拨，合肥少说也得有20万人做这个。”
天津一个受害者的家族里先后有18人卷进了广西北海的传销，“一所几千人的小学，全是做传销的人的子女”。
“前几年传销主要集中在南方，现在中部地区、华北、东北都泛滥成灾了。”在李旭团队绘制的“中国传销地图”上，越来越密集的红点汇成一片，淹没了大半个中国。
刘卫军的女儿烫着大波浪，一声不吭地坐在“谈话室”。这是反传协会的志愿者与传销者对话的地方。
志愿者先是讲了一些常识。可她东张西望，耐不住性子。有时她会反驳说，自己所做的，是“利人利己、利国利民”的好事。她还会拿一切“关联物”来证明行业的合理性。她甚至认为团队发了少量的“新钞票”，这就能说明国家绕过了银行给他们拨了专项资金。
当志愿者否定她的说法时，这名年轻的姑娘甚至说志愿者“不安好心”。直到志愿者准确罗列出她所在组织的作息规定、上课内容，甚至菜谱时，这名年轻的姑娘才静下心，一起论证起“行业”的运作机制。
几张白纸上的一番演算下来，所谓的“资本运作”不能自圆其说，这名大三学生抱头痛哭。“就像走出一场梦境一样。”她哽咽着对志愿者说。
“我们能击碎别人的梦想，就在于我们不少人都曾是传销受害者，有的人级别还挺高。”李旭说。
2004年，在家磨豆腐的李旭进入传销组织。在拼命发展了几十个下线，上升到一定级别后，他越来越怀疑自己千万富翁的梦想。
“传销组织层级间没有信息流动，级别越高越接近骗局的真相。”他开始上网查找传销的原理，一天天动摇着曾为之付出一切的信仰。
在网吧最终想通的那一刻，他失声痛哭，给母亲打电话大骂自己不孝。
随之而来的是耻辱和自责，两年间因为家人“不理解”自己，他不惜与家人翻脸。干传销不久，他把自己的亲姐姐拉进了传销组织，亲手毁掉了她的家庭。
回家之后，李旭不愿再迈出家门，“‘传销’两个字就像贴在脸上，大老远看到熟人就会躲起来”。他开始没日没夜地逛各种“反传销”论坛排解苦闷，逐渐成为资深的“反传”版主。
2007年，在与母亲的一次激烈争吵后，李旭揣着700元，带着在论坛里积攒下的人脉和勇气离开家，走出了“反传”的第一步。
他还记得在葫芦岛救下的第一个受害者。“感觉人生重新有意义了，迫不及待地想救下一个人。”李旭推了推眼镜，笑着把自己的那段时期称作“激情反传”。几年后，李旭到北京，创办了反传组织，“要救更多的人”。
反传协会的志愿者几乎有着同样的心路历程，对他们来说，一次成功的劝说不仅救赎别人，也是在救赎自己。
32岁的志愿者赵学兵也曾做到和李旭一样的级别。离开传销组织后，他整夜失眠，“经常梦到自己骗家人朋友的场面，然后再看到他们骗更多的人”。
“吃饭，等死。”赵学兵吐了一口烟，如此描述当时的生活。直到他得知北京有地方可以反传销，才义无反顾来到这里“赎罪”。
“现在除了救人救己，我还很期待醒悟的受害者对我表达感激。”赵学兵咧开嘴，不好意思地笑笑说。
24岁的小张是个“见习期”的反传志愿者。他在上大学时被骗搞传销，后来赵学兵连续劝说他5天，才把他从骗局中叫醒。他当场决定留下来做志愿者。
“一个传销人的背后就是一个家庭，我看不下去。”小张声音颤抖，表情严肃地说。
“传销受害者很封闭，他们只愿接受同类人的信息。”李旭说。为此，李旭团队的志愿者曾扮演过孩子的老师、父母的朋友，先与受害者建立信任，再进行沟通。
这是他们最常用的一种技巧，李旭将这个过程称之为“角色扮演”。
无论他们如何追赶，都无法追上传销蔓延的速度。
赎罪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。谈话室里，辱骂、攻击志愿者的事情时有发生。有些受害者刚坐下就朝志愿者吐口水，有些干脆拿起杯子把水泼到志愿者的脸上。
外出解救传销者的志愿者，则要蹲守在传销组织上课、活动的必经之路上，通常从早上5点到夜里12点不间断。碰上好运气，或许两个小时就能找到需要解救的受害者，但更多时候，蹲点的时间需要以天来计量，少则两三天，多则四五天。
即便如此，蹲守仍然可能是徒劳一场。
除了长时间蹲守的疲惫，外出解救还藏着时刻都可能发生的危险。
赵学兵谈到去年在合肥的一次经历，仍然心有余悸。
“当时我正在宾馆里劝说一个受害者，突然房门被踹开，他的几个同伙拿刀架在我脖子上来抢人。”赵学兵举起手比划着说，“我整个人都吓傻了。”
在一次解救过程中，李旭被传销组织的人尾随，五六个彪形大汉把他从出租车里拖出来拳打脚踢，“眼镜打飞了，身上疼了一个月”。
一名已经离开的志愿者，甚至被围攻的传销者从背后捅了三刀，其中一刀，差点就捅到心脏。
然而，疲惫和危险都可以承受，反传志愿者承受不起的是经济和家庭的压力。
赵学兵已经做了4年志愿者。他去年结了婚，现在妻子带着刚出生的孩子在成都打工。他坦陈自己考虑在一至两年内“退役”，“为了孩子，还是需要找一个收入高点的工作”。在反传协会，他和其他志愿者一样，每月仅可拿到少量的“零花钱”，“够日常的吃穿”。
对直接找上门的受害者，反传协会除了免费救助，还提供食宿；对于需要志愿者去外地救助的受害者，收取2000至3000元的“赞助费”。可无论他们如何追赶，都无法追上传销蔓延的速度。每年解救2000余人，与1200万名传销者相比，不过是九牛一毛。
为增强自己的“公信力”，让传销受害者认准自己，李旭反复出现在媒体报道中。在协会的网站上，李旭在各大媒体上的报道填满了整整3个页面，“还有些报纸和地方电视台重复报道，没地儿放”。
反传协会的人，来了又走，走了又来。成立6年来，不少老资格的志愿者“单飞”后另立门户，在网上挂上“资深‘反传’专家”的称号，然后随意定下救人的价码。
这让李旭感到心痛。
更让他心痛的是，协会所在辖区的派出所，经常接到传销受害人的报警，称自己被志愿者非法拘禁。民警到现场后，厉声训斥受害者搞非法传销。临走时，民警特别嘱咐：“有条件就装上防盗窗，别让这些人跳楼。”
